高博，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戏骨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在银幕上塑造了无数朴实无华的农民形象，但他的生活却充满了窘迫和艰辛。1947年，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中，剧组最值钱的道具居然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那双破旧皮鞋——这也就是他的“开场大礼”。他曾在抗敌剧团混迹，日复一日如何融资融券，最享受的时光不过是蹭上一碗免费的稀饭。而他与刁光覃两人，也因剧团里的“幸运儿”身份，被戏称为“四大小生”。但是，所谓的“小生”，其实不过是那件从不补丁的长衫，大家轮流穿而已。
记得有一次，他们演《流寇队长》，台下的战士起哄道：“这土匪的衣服太新了！”高博灵机一动，当场撕开了戏服，做出了“破衣”效果。这样直接的“创意”，也算是给剧组省下了一笔费用吧。
展开剩余82%1943年，剧团在武汉演《中华万岁》，穷得叮当响，俩人连皮带都得分着用。那时卫禹平在摔跤时裤子松了，差点就要现场出洋相。为了应付，俩人脑袋一转，找来麻绳染黑，硬是当成了皮带。唐纳在《大公报》里称他们演技出色，实际上，正是因为他们饿得眼冒金星，那种“食不果腹”的表情才格外真实，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
1950年，《两家春》开拍时，高博兴奋不已，听说要和秦怡搭档演情侣，便用半年的烟钱买了雪花膏，希望能把自己打理得更加体面。然而，拍摄首日，导演嫌弃他脸上皱纹太多，像父女搭档似的，强烈要求他连续敷黄瓜片半个月。尽管如此，观众们反倒觉得他们俩非常般配——那股穷酸的气质，配上秦怡被老鼠啃了的旗袍与高博露出大脚趾的布鞋，恰到好处地体现了“生活本色”。
在《马兰花开》这部剧中，高博饰演了王福兴，一个模范丈夫。他的绝技之一，就是能把发霉的玉米面做成爱心煎饼。记得有一场夫妻夜谈的戏，他看着秦怡手中的馒头，眼中满是渴望，嘴角的口水差点流出来。导演看到这一幕，笑着说：“这眼神太带感了！”其实，那只是高博饿了，哪能“演”得这么自然？这段戏后来还成了表演系的经典教材，被学生们戏称为《胃酸深情演绎法》。
高博与程漪芸结婚时，新中国剧社的兄弟姐妹们拼凑了些钱，才买了个铁锅。洞房之夜，他们盖的不是被子，而是剧组的戏服——程漪芸披着《雷雨》中的繁漪披风，高博则用《日出》中的方达生围巾裹着。蜜月旅行？跟着剧团跑去农村演出，回来时，他们的“纪念品”居然是两斤老乡送的地瓜干。
1953年，孩子出生了。高博想跟上潮流，买辆婴儿车，可是他看了看自己的账户，钱只够买四个轮子。于是，他从剧组的破烂轨道车里取了一些零件，做了一个“创意婴儿车”，看上去既拉风又实用。邻居们都觉得这车高大上，但只有高博知道，每次想刹车时，他得靠着脚底板在地上蹭。
《鸡鸣早看天》里，高博演大学生。剧中最像样的道具，就是他用三毛钱买来的破旧近视镜。虽然镜片已经散架，他却硬是演出了知识分子眯着眼睛找路的精髓。1956年拍《椰林曲》时，高博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背心，演绎归国华侨的形象。导演看到他的“沧桑感”，忍不住拍大腿：“你简直就像从南洋来的！”
更让人捧腹的是，《两家春》里的“床戏”，床板居然是两块门板拼接的。有一次翻滚戏时，床板猛地散架了，高博一边修床一边幽默地说道：“咱这庄稼人的床，就是硬邦邦的！”这句台词剧本里并没有，结果被导演剪进了预告片，变成了经典瞬间。
随着名声的逐渐上升，高博仍然保持着那副朴实无华的小气作风。记得有次他去苏联旅行，带回来的最贵重物品竟然是一块宾馆里的一次性肥皂。晚年的高博分享自己演农民的心得：“饿肚子的时候，演农民特别到位；吃饱了反而没法演了。”他还教给徒弟们一招省钱大法——用过期的报纸糊在墙上当隔音材料，效果比专业隔音材料还好。
2000年，央视采访他时，发现他家里的电视居然是1978年的金星牌老款电视。记者好奇地问：“你这电视怎么还没换新的？”高博摸着那台已经褪色的雪花屏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电视里有二十多个台标，重叠着看，多划算！”
如今，流量小生拍个戏都得带着八个跟班，化妆师、造型师一应俱全。而高博，那时候拍戏竟然自己动手化妆，用锅底灰当眉粉。如果他穿越到今天来演偶像剧，恐怕那点地瓜干的存货，足够支撑一整部剧的戏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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